應援棒，到底有什么魔力讓粉絲“一棒難求”？數據顯示，僅剛剛落幕的五月天北京6場演唱會，目前便已經在其官方店鋪賣出超過5萬件應援棒，按其定價140元粗略估計也已經超過700萬元。同時，薛之謙、蔡徐坤等近期開啟巡演的藝人則因應援棒的發售、設計等問題引起熱議，張藝興也于5月底將應援棒設計草圖公開，交由粉絲自主投票選擇。而在6月12日，官宣2023派DAY演唱會北京站的鹿晗，則干脆直接將應援棒作為官方提供的“專屬應援袋”一部分，按照一個座位一份的比例保證人均一棒，免去粉絲自行購買。當然，由于這款應援棒并非粉絲所期待的場控版本，僅僅是熒光棒的再變形，也令部分粉絲頗有微詞，要求盡快推出新版本應援棒。從粉絲的反映不難看出，隨著線下演出市場的復蘇，以應援棒為代表的線下應援文化也正在成為熱潮，甚至盛況空前。一根應援棒的前世今生一定程度上，應援棒成為演唱會的必備周邊也是受到K-Pop文化的“耳濡目染”。早在90年代，K- Pop第一代偶像H.O.T、水晶男孩、S.E.S等爆紅，平分秋色的男團女團也令粉絲為區分特定粉絲身份，開始制定應援色，并將特定顏色的氣球作為偶像演出時應援的代表物。應援文化的出現，也是基于粉絲希望為偶像提供支持，并在此后的發展中逐漸規模化、組織化。普遍意義上來講，打投、購買專輯、刷榜等行為均可算作應援文化內容，但代表粉絲的應援代表物卻是占領高地的“精神寄托”。隨著千禧年時期東方神起、BIGBANG等第二代偶像全盛時期的出現，有限的色譜已不能滿足年均百團的批量化偶像進行區分，兼具獨特性和藝人周邊屬性的應援棒也隨之占據主流位置，成為粉絲線下追星的必備應援物代表。而應援棒之所以被粉絲如此看重，顯然易見的也是因其具備的特殊情感鏈接，經由這一標志物將臺上臺下進行了“同化”，不僅將粉絲個體的情感具象化，也將群體性的共鳴匯聚，成為粉絲歸屬感的身份代表符號。更進一步來說，應援棒也是粉絲沉浸式體驗線下演出、打卡等藝人活動的氛圍感支撐。為了能夠更準確地區分粉絲身份，應援棒的設計也是大有門道。一般而言，應援棒的設計多以藝人、粉絲、音樂、代表標志等元素為靈感基礎，保證在應援棒身上所體現的內容均來自于藝人與粉絲的共同記憶，這也是應援文化里的“身份證”。比如，在張藝興面向粉絲發布的應援棒設計草圖中，代表張藝興的羊蹄標志、張藝興所創辦的染色體娛樂標志、代表粉絲“X- Back”的貝殼按鈕，均為應援棒設計主體內容，有著極為直觀的象征意義。另外，也有藝人親自參與應援棒設計制作，將自己的想法賦予其中。比如普遍被認為是早期應援棒代表的“VIP皇冠燈”，便是由BIGBANG成員權志龍參與設計完成的。但因元素設計難免有相撞的現象，不少應援棒之間也出現了“雷同”爭議。早在2021年，華晨宇所推出的應援棒“能量棒”，便因外觀使用鉆石切割面元素作為整體設計被指與韓國男團SEVENTEEN應援棒“克拉棒”二代版本相似，直到今年粉絲爭議大規模發酵后，華晨宇方面則曬出應援棒外觀設計獨家專利證書，力證并未抄襲。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應援棒也在設計之外內卷起了更為繁瑣的高科技功能，目前主要集中在交互體驗，其中又以應援棒變色閃爍的中控功能為主。五月天此番漲價3倍的新版應援棒，便增加了更為細致的場控功能，不僅可在演唱會現場聽憑場控指令進行變色，還能夠同步線上演唱會觀看時為粉絲提供同樣的場控效果。同樣的，一些應援棒也為提高粉絲粘性，賦予了應援棒一定的社交功能屬性。比如韓國男團TXT的應援棒，可供攜帶應援棒的粉絲在一定的范圍內按下“MOA（粉絲名）尋親”按鍵，便能與其他粉絲攜帶的應援棒互相感應，開啟雙閃“認親”的粉絲社交玩法。一般來說，應援棒普遍跟隨演唱會的更迭進行更新，新舊版本的應援棒不僅在外觀設計上有很大的出入，甚至功能也會有所迭代，這也導致粉絲不得不為不破壞整體氛圍而再次購買。側面來看，也是因為應援棒能夠令粉絲在線下觀演期間形成較為集體性、規范化、同一化的空間粉絲秩序管理。不過，相對而言，這些功能幾乎只能應用于演唱會這一大型線下場景，是結合光感與音樂交織在空間中的“揮發”產生的具有限定化、空間化的同步群體共鳴，儀式感支配為主，很大程度上對絕大多數人都是一次性消費內容，也造就應援棒更像是為氛圍感、情懷買單的粉絲消費。暴利的應援棒產業鏈客觀來說，應援棒作為舶來品，在習慣于燈牌應援的內娛中仍然是較為新鮮的周邊產品。甚至直到2019年R1SE演唱會，才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內娛偶像首次無燈牌、在演唱會中僅有中控應援棒貫穿全場應援的盛況，并在此后引發一定的粉絲需求擴張。不過，應援棒也因含有一定的粉絲購買門檻和頻繁的更新換代，大大縮短了其生命力。這也導致應援棒普遍形成了高定價、低品控、粗糙設計的特點，而這一現象在疫情之后也更為明顯。比如，限定團INTO1的粉絲便曾因應援棒設計造型簡單、質感匹配不上198元的定價提出異議，甚至也有粉絲指出，買入不過多久，應援棒便已出現顏色異常。但僅僅是為赴約INTO1的最后一場團體演唱會，哪怕應援棒問題多多，粉絲依然心甘情愿。如此高粘性的粉絲經濟，也令粉牛、黃牛、假貨制造鏈發現商機，不僅產生了應援棒租賃生意，也出現了假貨詐騙的暴利生意。一方面，部分擁有應援棒卻無緣線下活動的粉牛或是黃牛，將應援棒出租給有所線下需求的粉絲，往往要收取押金、租金、損壞賠償費等費用，且以同城交易為主，這也讓不少粉牛或是黃牛在藝人演唱會、線下活動時期賺取一定外快。比如，在閑魚平臺上，五月天應援棒出租價最低為20元，押金則為應援棒本身價格140元，身為五月天粉絲的樂樂就表示，“北京的6場五月天演唱會我和朋友都沒有搶到票，但是我的兩根應援棒低價出租給了五迷，也賺回了買應援棒的本錢。”同樣的，在電商平臺也滋生了相應的假應援棒產業鏈。相比官方真品，假應援棒仿造水平肉眼難辨真假，粉絲也難免上當受騙。比如少女時代、aespa、NCT等K-Pop偶像粉絲均發文指出部分微店、閑魚等平臺商家售賣假貨。據音樂先聲了解，僅閑魚賬號名為“麥滋星沉靜的川谷”的閑魚賣家，便通過拼多多上的假貨渠道售賣Twice、aespa、時代少年團等偶像高仿應援棒，交易金額高達上萬元，可謂無本萬利。另一方面，也因粉絲經濟的作用，應援棒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強買強賣的隱形枷鎖。這不僅僅是因為應援棒成了粉絲身份的標志物，也是因其大多忽略粉絲意見，強制敲定應援棒設計。比如上文提到的INTO1應援棒，便因造型僅為簡單的數字“1”而備受粉絲吐槽；而改變少女系配色換為以黑色為主的SEVENTEEN“克拉棒”，也令粉絲難以接受，卻不得不為此閉眼買單。值得注意的是，姑且不論真假，應援棒制作產業鏈都極其暴利。有業內人士指出，應援棒本質上是“過度的商業化”，是利用粉絲效應來制定高價的商業手段。比如2019年，選秀限定團UNINE官方應援棒的定價高達259元，僅一場粉絲見面會便賣出近6000根，進賬超過150萬元。“但成本其實都達不到定價的三分之一，這還是夸大了的基礎上，利潤十分可觀。”然而，這種“可觀”在疫情之后也迎來了一定的下坡路，定價走高的同時，制作成本也在相應高漲。據韓媒報道，應援棒的定價也與相關制作費用的持續上漲有關，不僅是包含控制技術開發費、聯動App開發費等各項基礎費用的上漲，更重要的是應援棒本身的制造成本也在上漲，尤其時其所使用的半導體物料，也在疫情期間經歷了一定的供需困難。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便應援棒定價受客觀條件影響，高利潤、低成本投入之間依然不成正比。也正是因此，應援棒也吸引了不少粉絲自主投入制作，為尚未擁有官方應援棒的藝人粉絲“圓夢”。比如，6月10日，為慶祝出道十周年，王俊凱粉絲站“王俊凱的壩壩筵”便公開自主設計的應援棒設計并開放團購，大量粉絲響應付款數調，定價152元的“Karry應援棒”，目前售出超過1000件，收入已超過15萬元。不管是官方出品還是粉絲自制，應援棒作為偶像周邊產品，都被戴上了一定的”粉絲濾鏡“。在粉絲角度上，難免陷入一定的消費盲目性，即便是詬病應援棒定價是否合理、質量是否過關等問題，都要排在粉絲身份之后。換言之，援棒這門生意經，仍然是對標粉絲的情感消費，但粉絲作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難以受到保障。燈牌還能有一席之地嗎？即便明星藝人、粉絲站有意引領應援棒新熱潮，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著穩固受眾基礎的內娛老派應援文化“燈牌”，依然占據著一席之地。而應援棒的高定價，也令大多粉絲吃不消，繼續堅持“守舊”燈牌應援。所謂的燈牌應援，則是相比起追隨K-Pop應援文化的主流應援更為簡單直接的應援文化，甚至早已形成穩固的產業鏈，玩出了新花樣。其中又以TFBOYS粉絲為核心，為燈牌應援經濟開辟了一條“康莊大道”。“不夸張的說，僅TFBOYS的燈牌需求，就是諸多燈牌制作商家60%左右的燈牌訂單來源。”從事燈牌制作的1688商家小李向音樂先聲感嘆。他表示，也正是因粉絲經濟的介入，燈牌制作營收才從傳統的廣告和品牌供需上有所偏移，并參考粉絲意見不斷提升制作工藝，“像是最早的燈牌都是LED板為主，但是粉絲反映要便攜、持久，后來改良的折疊布料燈牌也就最受歡迎。”甚至也有不少粉絲，在此基礎上進行自創加工并申請專利，授權某一燈牌廠家進行獨家合作，形成TFBOYS線下演出中所需燈牌的長期供應渠道。在疫情爆發的2020年，線下演出的取消也令燈牌制作商家遭受重創，“現在TFBOYS、時代少年團等粉絲下很多訂單，廣東、湖北等主要供應商還是靠他們（粉絲）救活了的。”但燈牌破壞整體美感的情況，也與如今的應援棒熱潮產生了一定的對立矛盾。其爭議點在于，燈牌具有相對價格低廉、粉絲自行設計，體現唯粉身份的特點，深受大量粉絲青睞，強調彰顯個體、不受統一性約束；而應援棒所帶來的具備集體性、規范化的空間限制，強調的是整體的呈現。像是時代少年團即便已經推出官方應援棒，但比拼燈牌應援排面仍然無法控制，而為搶奪燈牌最佳視野，粉絲之間更是掀起搶奪之戰，哪怕時代少年團現場喊話“放下燈牌，想看黃（應援棒顏色）海”也都無濟于事，粉絲們仍然為專屬某一成員的燈牌排面而奮力。不難看出，相比應援棒，燈牌的“大有可為”仍然令諸多粉絲無法拋棄。畢竟歸根結底，應援文化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營造沉浸式的氛圍感，更是為了助力偶像造大聲勢、不輸排面。但燈牌應援大多以為個體藝人應援為主，因此色彩的雜亂無章、過分顯眼的燈牌設計和亮度等，也無形中與諸多線下演出舞美設計形成一定的沖突。早在2019年，“潮音發布夜”導演便曾發文控訴王源粉絲帶入場內的應援燈牌破壞了主辦方精心設計的舞美效果，直言”粉絲太沒素質了”。近幾年，湖南衛視跨年夜晚會也曾聯合數家粉絲后援會呼吁粉絲禁止攜帶燈牌，更是在現場捕捉“點亮”燈牌的粉絲當眾批評，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懾效果。種種原因之下，燈牌也成為了不被官方、主辦方待見的粉絲應援形式，甚至被明文“踢出”線下應援方式，但其量大便宜的高性價比，短期內或仍將受到粉絲青睞。